​一

 

在关于现代中国转型的宏大叙事中，十一届三中全会无疑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甚至被认为是共和国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转折点。在此之前，中国经历了疯狂、荒唐和令人绝望的文革岁月，在此之后，改革开放大门轰然洞开，中国经济从此汇入了滚滚向前的历史洪流。

 

这当然符合中国式叙事的特点，但在诺奖得主科斯和他的助手王宁看来，“中国市场转型的伟大成就并不是此次会议精心策划的结果。相反，是市场经济转型本身提升了会议的历史意义。如果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没能成功，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历史上只会是中国领导层对经济现代化的另一个美好尝试而已。”

 

在《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一书中，科斯和王宁雄辩地证明，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改革存在着一个二元体制，“除了由中国政府引导的改革，当时中国还存在另一条独立的改革渠道。第二种形式的改革是同时由几种草根运动推动的。”

 

政府主导的改革，无论是“洋跃进”，还是后来的“治理、改革、整顿、提高”，都收效甚微，反而是这种草根推动的“边缘革命”，完成了中国的市场化转型。“官方的描述没有指明中国经济改革中两类不同根源的改革模式”，反而极力把政府主导的改革和民间改革揉二为一，编织成一个以政府为中心的宏大叙事。

 

所谓的边缘革命，指的是在政府掌控范围之外爆发、由社会边缘角色所推动的四种变革运动，分别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城镇个体经济以及经济特区。官方认定发源于小岗村、实际上始于重庆九龙坡的土地承包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乡镇企业建立了初步的农村工业化，农民身份开始转换，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开始转移；以返乡知青为主体的城市个体经济由小到大，促进了中国私营经济的发展；以深圳为代表的经济特区的设立和开放，从引进资金、人才、观念到引进机制，全面推动了改革开放。与政府主导的小心翼翼改革形成鲜明对比，由民间边缘力量所推动的改革却如燎原之火，为中国带来了充满活力的私营经济和坚韧的市场力量，并迫使政府不得不逐步放开对国企的管控，改革进程从而得以深入。

 

那么，为什么改革为什么在边缘领域获得了更大的动力呢？这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这些领域改革的政治成本相对较低，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相对可控，从而改革的阻力相对较小。只要不威胁社会主义的存在，这些边缘化的革命就能享受一定程度的政治自由。

 

另一方面，被视为支柱的国有部门，却缺乏改革的动力。这并不是单纯因为他们受益于现状而不愿改革，更重要的因素，在于这些拥有绝对实力的部门在认知上往往为现有制度所困，几乎无法跳出既定框架进行思考。它们的所作所为更像微调，是要维持现有的制度而不是去改变它。其结果，反而导致那些处在边缘的力量，为变革提供了不同的激励机制、新技术以及全新的视角和关键要素，并最终改变了社会主义曾经对市场经济的抵制，为未来的经济改革营造了更为宽松的政治环境。

 

随着草根的创新性力量日渐显著，执政党内部的改革派日渐看清了改革的路径和方向。中共十四大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表明边缘力量终于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脊梁。来自上层的改革被融入到底层改革所开创的经济活力之中，两种性质不同的改革最终汇合成一个巨大的合力，共同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在此以后，中国的改革进入第二阶段，当然，这种二元体制仍然存在，不过转换成了中央政府指引的道路和民间与地方力量驱动的道路。

 

二

 

张五常教授曾言，经过30年的就近观察，他找到了中国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的秘密，这就是“县际竞争”说。他为此提出“承包合约扩张”的概念来解释县际竞争，认为各自负有承包责任的地区成为相互竞争的主体，首当其冲者当属县级政权。按张五常的解释，最大的经济权力不在省市和村镇，甚至不在中央，而是在县，因为县有决定使用土地的权力。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户与户之间的竞争，机构与机构之间的竞争，均赶不上以县为核心的地区之间的竞争。竞争的激烈程度决定着土地使用效率的高低，而土地的有效使用是决定其他要素合理配置的基础。

 

科斯和王宁对此也表示认可。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区域竞争，主要在于地方的积极参与。1992年的价格改革和1994年的税制改革消除了价格扭曲，并帮助建立全国公共市场；类似地，国企的股份制改造也促进了人才及资本资产的释放，使地方政府从监管者的角色转变成为服务提供者，为企业打造了一个更公平的经营环境。然而，区域竞争中的主角，则是地方政府，及其身后的民营企业。

 

事实上，从毛治下开始，地方分权就一直是中国经济体制的重要特征，这一得自革命年代的经验，在建国之后得到了进一步的推行，所以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同苏联模式不尽相同，而是形成了条条与块块叠加的体制。不过，在一元化的体制之下，地方施展腾挪的空间并不大，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每个省、市、县，几乎都形成了大同小异的发展模式。改革开放之后，中央除了将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向全国之外，允许每个地区可以摸索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

 

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价格和税收统一制度与全国公共市场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市场纪律，保证了区域竞争的有效进行，不同的制度安排、加快地方经济发展的不同想法以及对新产业前景或现有产业未来的判断，在同一时刻不同的地方经济试验中全部付诸实践。辽阔的幅员加上地区属性的巨大差异，为地方试验和竞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毛泽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美好愿景，如今至少在经济领域得以实现。

 

当中国大陆所有的地方政府沿着这种方式发展地方经济时，无数不同的经济试验在同一时刻进行，多级政府之间相互竞争。广泛的竞争让试错学习的时间大大缩短，优秀的经济发展方式得以迅速扩散。这正是理解为什么中国市场转型速度如此惊人的关键所在。

 

三

 

回过头来看，中国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故事，其实是一系列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纵向角度，经历了十年文革的折腾，中国已经精疲力竭，整个国民经济已经到达崩溃的边缘，这不得不让人反思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中国历史上，后续的统治者往往会从前朝的失败中吸取经验教训。汉初的轻徭薄赋，其实来自于秦二世而亡的教训；唐初的贞观之治，同样来自于隋祸国殃民的失败。后人哀之鉴之，得来的是汉唐的煌煌大国。

 

从横向角度来看，打开国门的中国人，看到资本主义国家并不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反而生活水平、物质条件、文明程度远远高于自己时，其受到的心理冲击可想而知。即使被认为保守派的王震，在访问英国之后也说过“我看英国搞得不错，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三大差别基本消灭，社会公正、社会福利也受到重视。如果加上共产党执政，英国就是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

 

当然，更重要的因素，在于政治上的强势集团没有固化的经济既得利益，或者用姚洋的说法，“无私的政府”。尽管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矛盾由来已久，私营与国营部门之间的隔阂也逐渐显现，政治精英们仍然团结一心，致力于将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的强国。

 

与第一代领导核心相比，第二代领导集体采取了更为务实的态度。比如，毛对他的经济政策非常自信，决心之大以至于不惜反对一切阻力也要将其实行到底，而邓则直陈自己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上缺乏经验，两者的态度大相径庭，对比鲜明。中央领导层对自身认识缺失的坦诚使改革的试验性举措成为可能，同时也使中央政府有意愿向地方政府下放权力。

 

即使改革派和保守派的分歧贯穿整个80年代，但这种分歧反而有助于维持当时宽松稳定的政治气氛，这也和毛时代形成了鲜明对比。邓小平和陈云，以及他们代表的不同思想的共存，意外地让中国政治摆脱了“独角戏”的局面。虽然两人的思想有差异，观察家们往往忽视了邓小平和陈云都推崇实用主义。陈云的名言“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是邓小平提倡的实用主义改革精神的重要部分。

 

四

 

现实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改革动力已经明显衰竭。荣剑教授认为，原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政府主导的改革难以真正实施以自身为对象的改革，二是来自边缘力量的创新不能进一步得到体制的支持，不能转化为一种新的制度安排。

 

这种状况随着国家权力和财力的日益强大，更加难以改变。在改革名义下发生的国进民退，极大地限制了民间改革力量的生长。1980年代中国的边缘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它所面对的是几近破产的国有经济，边缘力量的生长在体制外拥有足够多的缝隙和空间；而到了1990年代，尤其是最近10年，国有经济的繁荣和强大，已足以封闭一切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之路。

 

但在科斯和王宁看来，思想市场的缺失可能是更重要的原因。在这本书中，他们对“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进行了剖析，结论就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思想市场不仅是取得学术成就的必要条件，也是一个开放社会与自由经济不可或缺的道德与知识的基石；如果没有思想市场，人类智慧的伟大多样性也会枯萎。

 

王宁教授在一次接受采访时也曾谈到，从表象看，目前中国市场经济最大的缺陷是官权泛滥，不受法律制度的约束，从而侵害民权，扰乱市场秩序，危及整个国家的长治久安。由表及里，当今中国最致命的硬伤是道统和学统颓废，思想市场缺位。晚清重臣张之洞有句名言，“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哀，其表在政，其里在学。”

 

在这本书的最后，科斯教授和王宁教授寄语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几十年中，商品市场不仅将繁荣带回了中国，也意外地让中国回归自己的文化根基。未来，思想市场的发展将会让知识与创新引导中国的经济发展。更为重要的是，这会使中国在同多样的现代社会融合的过程中，实现传统文化复兴。那时，中国将不仅仅是全球的生产中心，也将是创造力与创新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