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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4日,两办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
 
 
一纸令下,教培类股票一泄如注、哀鸿遍野。A股也连带受到惊吓,连跌数日后失守年线。
 
 
如果说之前对于教培行业还是以规范引导为主的话,现在画风则变成了限制打压、杀招迭出。
 
 
政策为何突然转向?根源还在于七普数据所暴露的人口问题。
 
 
1.
 
 
七普数据一出,让人如坐针毡。
 
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已降至1.3,不仅低于2.1的世代更替水平,也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水平,在主要国家中仅高于韩国。
 
2020全年出生人口1200万人,仅高于1961年的1187万;人口出生率则降至8.50‰,为1952年有统计数据以来的新低。
 
人口问题是关系中华民族发展的基础性、全局性、战略性问题。
 
 
七普数据公布之后,5月31日政治局曾召开专门会议,听取“十四五”时期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重大政策举措汇报,审议《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
 
7月20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公布,就“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并取消社会抚养费等制约措施、清理和废止相关处罚规定,配套实施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等作出部署。
 
7月27日全国优化生育政策电视电话会议在京召开。李克强总理作出重要批示:
 
“实施好三孩生育政策。切实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加快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促进相关经济社会政策与生育政策配套衔接,减轻群众生育、养育、教育负担”。
 
 
卫健委已提出落实措施,包括依法实施三孩生育政策、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促进普惠托育服务发展、保障计划生育家庭权益、持续深化服务管理改革、加强人口监测和战略研究。
 
7月28日,四川攀枝花市出台政策,对按政策生育二、三孩的攀枝花户籍家庭,每月每孩发放500元育儿补贴金,直至孩子3岁。
 
这是全国首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发放育儿补贴金的城市。在日益严峻的老龄少子化面前,后续肯定会有其他城市跟进。
 
 
2.
 
7月24日的“双减”文件明确:
 
“各地不再审批新的面向义务育阶段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有学科类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学科类培训机构一律不得上市融资,严禁资本化运作”。
 
事后有人翻出《谈治国理政》第三卷,2018年9月10日领导人在“坚决破除制约教育事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一文中曾指出:
 
“一些校外培训机构违背教育规律和学生成长发展规律,开展以‘应试’为导向的培训,增加了学生课外负担,增加了家庭经济负担,甚至扰乱了学校正常教育教学秩序,社会反响强烈。良心的行业不能变成逐利的产业。对校外培训机构要依法关起来,让校外教育培训回归育人正常轨道。”
 
教培机构这些年在制造焦虑方面可谓不遗余力。“您来,我们培养您孩子;您不来,我们培养您孩子的竞争对手”“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等口号,已经让年轻的父母们不堪重负。
 
但结果除了造成社会内卷、增加家庭负担之外,于整个教育和社会发展却没有任何益处。因为,“一个孩子参加培训,提高的是分数;所有孩子参加培训,提高的是分数线”。
 
尽管以一纸文件团灭一个行业的做法会受到诟病,但在人口这一基础性、全局性、战略性问题面前,这些都已成为枝节。
 
因为,1986年—1990年生人,即最后一波婴儿潮的生育年龄已进入最后窗口期,一旦错过,问题将会更加难以收拾。
 
 
3.
 
房子是另外一座导致年轻人不敢生、生不起的大山,尤其是价格让人咋舌的学区房。
 
今年4·30政治局会议要求,“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增加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共有产权住房供给,防止以学区房等名义炒作房价”。
 
此后政策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
 
一是继续加强调控。
 
“三道红线”+“两个上限”+“双集中”的框架之下,各地调控措施层出不穷。根据中原地产研究中心统计,今年以来,全国房地产累计调控超过320次。
 
7月23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8部门关于持续整治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的通知。住建部近日还强调,对调控工作不力、房价上涨过快的城市要坚决予以问责。
 
上海随即宣布上调一手房和二手房利率,武汉市甚至别出心裁打算试行“房票”制度。
 
二是学区房改革。
 
今年以来,部分省市陆续发布相关政策,限制炒作学区房。其措施主要包括多校划片、规定学位年限、优化招生名额分配等,目的是打破学区房与优质教育资源之间的捆绑,降低社会不公平现象。
 
三是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
 
7月2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意见》,明确保障性租赁住房基础制度和支持政策。这是落实6月18日国常会关于“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政策,缓解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住房困难”的具体举措。
 
7月22日,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和进一步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要求研究部署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进一步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有关工作。
 
 
 
4.
 
收入问题是抑制年轻人生育意愿的另一个阻碍因素。
 
近些年来,我国的收入差距呈逐渐扩大之势。从数据上看,截至今年上半年,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均值的累计增速已连续六个季度高于中位数的累计增速。
 
 
疫情受控之后,消费之所以没有出现预期中的反弹,这是重要原因之一。
 
领导人在七一百年党庆讲话中曾指出,在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要“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实际上,共同富裕也是今年以来中央反复强调的。
 
1月11日省部级研讨班上讲话:“我们决不能允许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穷者愈穷富者愈富,决不能在富的人和穷的人之间出现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4•30政治局会议:“制定促进共同富裕行动纲要,以城乡居民收入普遍增长支撑内需持续扩大”。
 
6月10日:《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 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公布,浙江被定为推动共同富裕省份示范区。
 
互联网大厂们的嗅觉最为灵敏,腾讯、快手、字节跳动等均宣布取消大小周;腾讯宣布拿出11 亿股票来奖励员工;京东宣布员工年薪由14薪涨为16薪。
 
 
近日,还有七部门联合发文保障外卖小哥合法权益。
 
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和收入增长,进而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同时也使年轻人不再被迫躺平,有能力考虑孩子问题。
 
 
结语
 
今年7月1日,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新征程开启之际,领导人要求要“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
 
实际上,无论是人口问题、教育问题、房地产问题、收入问题,归根结底都属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而我们的新发展理念,就是为了“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可以预见,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过程中,所有的政策,都将围绕着这一核心目标,徐徐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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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静文

王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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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宏观研究负责人,兼任盘古智库、凤凰国际智库等高级研究员。专注于宏观经济研究,在多家媒体开设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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