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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5月的宏观政策主要围绕三条主线展开,即:应对大宗商品涨价、应对人民币汇率升值以及应对老龄少子化。
 
一、应对大宗商品涨价
 
5月以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CRB指数6月1日达到208点,为2015年中以来最高水平,加上国内因加大高耗能、高排放项目清理导致的生产要素价格上涨,PPI涨幅持续扩大。
 
4月PPI同比上涨6.8%,涨幅比上月扩大2.4个百分点,而CPI同比上涨0.9%,比上月扩大0.5个百分点,两者之间的剪刀差由4个百分点扩大至5.9个百分点,已经连续12个月扩大,且达到2017年3月上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的最高水平。
 
由于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大多处于上游,而私营企业大多集中在中下游,物价的变化使得工业企业利润分配偏向于国企。从数据看,私营企业1-4月累计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3%,而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为8.2%,达到近10年来最高水平。私营企业1-4月累计利润同比增长69.2%,而国有企业增长186.8%。
 
PMI数据亦有体现。5月小型企业PMI为48.8%,低于上月2.0个百分点,降至收缩区间,而大、中型企业PMI分别为51.8%和51.1%,高于上月0.1和0.8个百分点,仍然保持扩张势头。
 
5月以来,围绕大宗商品涨价以及对企业造成的冲击,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一方面,保供稳价。

 

5月12日国常会要求,要跟踪分析国内外形势和市场变化,做好市场调节,应对大宗商品价格过快上涨及其连带影响。加强货币政策与其他政策配合,保持经济平稳运行。
 
5月19日国常会再次部署做好大宗商品保供稳价工作,保持经济平稳运行。一是落实钢铁关税调整、出口退税等前期出台政策,促进增加国内供应;二是继续抑制高耗能项目;三是督促重点煤炭企业增产增供;四是增加风电、光伏、水电、核电等出力;五是加强大宗商品进出口和储备调节。

 

相关部委也有行动。5月23日,发改委等五部委召开会议,联合约谈了铁矿石、钢材、铜、铝等行业具有较强市场影响力的重点企业,要求企业依法合规有序经营,带头维护大宗商品市场价格秩序,不得相互串通操纵市场价格、捏造散播涨价信息,不得囤积居奇、哄抬价格。
 
另一方面,进一步支持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纾困发展。

 

5月12日国常会决定,将部分减负稳岗扩就业政策期限延长到今年底,确定进一步支持灵活就业的措施;部署加强对受疫情持续影响行业企业的金融支持。
 
5月26日国常会要求,进一步落实"六稳""六保"政策,保持必要支持力度;多措并举帮助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应对上游原材料涨价影响,加强公正监管。
 
二、应对人民币汇率升值
 
5月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延续升值势头。截至5月最后一个交易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为6.3858,在岸市场即期汇率6.3654,离岸市场即期汇率6.3598,均为2018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
 
人民币升值的关键因素是美元贬值。随着欧洲疫情受控、经济形势好转,以及美联储持续释放维稳信号,美元指数已从高点回落,5月25日跌至89.6685的低点,接近2018年2月的上轮低点88.5685,期间贬值幅度达3.9%。此外,我国出口保持韧性、资本项目出现顺差、中美无风险利差持稳等因素也有利于人民币升值。
 
在此期间,央行对人民币升值的容忍度有所提升。央行在今年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专门分析了输入性通胀风险和潜在的美债收益率上升风险,默许汇率升值可在一定程度上对冲这些风险。上海总部调查研究部主任吕进中在《中国金融》杂志发文,建议中国应“提高汇率的灵活性,让人民币适度升值,以适当抵消进口价格效应”。
 
各种因素综合作用之下,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势头急剧升温,连破关口,但其潜在风险正引起关注:一方面,资本流入会压低国内无风险利率,推动国内资产价格上涨;另一方面,汇率升值虽然有助于压低进口价格,但会对出口造成冲击。
 
对监管层而言,汇率升值可以,但不能过快。所以,5月下旬以来,监管开始连续发声,为人民币汇率降温。
 
5月19日国常会要求保持货币政策稳定性和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合理引导市场预期。金融委5月21日要求维护股、债、汇市场平稳运行,进一步推动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央行副行长刘国强5月23日强调未来人民币汇率的走势将继续取决于市场供求和国际金融市场变化,双向波动成为常态。5月27日全国外汇市场自律机制第七次会议指出,既不能用来贬值刺激出口,也不能用来升值抵消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影响,关键是管理好预期,坚决打击各种恶意操纵市场、恶意制造单边预期的行为。
 
在连续喊话之后,央行祭出了实质性动作。5月31日,央行宣布,自2021年6月15日起,上调金融机构外汇存款准备金率2个百分点,即外汇存款准备金率由现行的5%提高到7%。
 
外汇存款准备金率是一个尘封已久的工具,最近一次使用还应追溯到2007年。上调外汇存款准备金率,一方面可以锁定银行持有的外汇规模,避免向央行结汇进而导致外汇占款的被动投放,提高货币政策独立性;另一方面,可以回收银行体系的外汇流动性,抑制外汇贷款的规模扩张,通过减少外币供应量进而抑制人民币升值。
 
不过,此次上调2个百分点,只能多锁定200亿美元的外汇流动性,相对于在岸市场日均400亿美元左右的成交量而言并不算大,所以这一政策的信号意义强于实质。如果市场不领会监管意图而继续升值,不排除后续会出台新的措施。
 
三、应对老龄少子化
 
5月11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公布。
 
截至2020年11月1日,我国总人口数为141178万人,较2010年增加7206万人,折合年均增速为0.53%,低于2000-2010年期间的0.57%,表明我国人口近10年来继续保持低速增长态势。
 
需要注意的是,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已远低于2.1的世代更替水平,也低于日美等发达国家,主要国家中仅高于韩国。与此同时,2020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上升至18.7%,较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上升5.44个百分点,正逐渐接近中度老龄化社会(60岁以上人口占比20-30%)。
 
老龄少子化,无疑引起了决策层的高度警惕。
 
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十四五”时期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重大政策举措汇报,审议《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

 

会议决定,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有利于改善我国人口结构、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保持我国人力资源禀赋优势。
 
不过,放开三孩并不意味着生育率就能如期提升,这只是一个非充分条件,还需要一系列配套政策来提升生育意愿。

 

一方面,中央提出要加强适婚青年婚恋观、家庭观教育引导,对婚嫁陋习、天价彩礼等不良社会风气进行治理,这有助于降低适婚青年的婚嫁成本,提升结婚率。

 

另一方面,中央提出完善生育休假与生育保险制度,保障女性就业合法权益,以降低生育成本,提升生育福利。要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推进教育公平与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以降低家庭养育和教育成本
 
其他政策
 
1. 粮食安全。4月30日的政治局会议要求“做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还特别要求“坚持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优化调整农村用地布局”。5月6日的国常会部署进一步促进粮食生产稳定发展,切实提高粮食安全保障能力。
 
2. 碳达峰碳中和。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5月26日在北京召开。全国碳市场启动临近,多个碳排放权管理重磅文件出台。生态环境部发布碳排放权登记、交易及结算管理规则。
 
3. 房贷利率上调。近日工行、农行、中行、交行、招行的深圳分行近日集体调整房贷利率,宁波、杭州等地多家银行房贷利率也有所上调,首套房、二套房贷款利率上调幅度在10BP-20BP不等。专家表示,这与相关城市严查经营贷、房贷需求增加等因素有关。个别城市房贷利率仍有上行可能,但整体稳定是主要趋势。 
 
4. 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5月11日,财政部、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住房城乡建设部、税务总局负责同志在京主持召开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本次座谈会聚焦的是区域性的房地产税试点工作,而非全国性的立法工作,考虑到立法先行,预计房地产税短期内开征的可能性不大。
 
5. 打击虚拟货币交易。5月18日晚间,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中国银行业协会、中国支付清算协会就防范虚拟货币交易炒作联合发布公告。5月21日金融委会议首次提出要“打击比特币挖矿和交易行为,防范个体风险向社会领域传递”。受这些消息影响,比特币已由4月中旬的超过6万美元降至5月底的3.7万美元/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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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静文

王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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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宏观研究负责人,兼任盘古智库、凤凰国际智库等高级研究员。专注于宏观经济研究,在多家媒体开设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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