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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循环”新格局下的十大发展趋势

​“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是我国十四五期间发展的重点战略和未来一段时间经济发展的战略主轴,必将对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此,笔者不揣简陋,对新格局下中国经济发展的十大趋势做出展望,以期抛砖引玉。

 

1、出口部门将会受到较大冲击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就进入中低速增长状态,其背后原因,包括老龄化加剧导致的劳动人口供给减少、贫富分化加剧导致的消费需求减弱等等,疫情之后,全球宏观杠杆率已达到史无前例水平,将会继续限制全球经济增速,预计未来若干年全球将会陷入“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的“三低”状态。

 

由于全球经济放缓,各国对于出口市场的竞争已逐渐加剧,这就导致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的回潮,经济全球化遭遇“逆风逆水”。而在外需出现明显萎缩的情况下,中国出口继续增长的空间有限,顺差规模将会进一步缩小,预计出口部门将会受到较大冲击,出口转内销或进行产能转移将会成为部分出口企业的现实选择。

 

2、产业链供应链将面临重组

 

疫情冲击之下,现有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过长、过细以及对个别国家过于依赖的弱点暴露无遗。主要国家已经开始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进行重构,效率因素将会在一定程度上让位于安全考量,经济因素会在一定程度上让位于政治考量,新产业链未来可能会出现本地化和区域化趋势。

 

中国作为全球产业链上的枢纽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可能会受到更大冲击。在中国生产的企业可能会将产能分散配置于中国之外的国家和地区,但考虑到中国本土的生产效率与市场容量,预计难以形成持续化浪潮。不过,由于产业链供应链的整体运行效率下降,企业上下游的关联效应可能会减弱,产业升级步伐或将受到制约。

 

3、中国将会加强区域化布局

 

 

面对全球化的历史性困局,我国提出了双循环应对战略,这既是我国着眼解决中长期问题、做好打持久战准备作出的重大决策,也是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的重要途径。但“双循环”并非走向“闭关自守”,而是选择通过向内发力,为高水平开放打开向外空间。

 

一方面,基于“内循环”的高质量发展,中国将与全球经济缔结新的利益纽带,强化“外循环”中双向开放的动力;另一方面,中国将会继续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包括加强同东亚经济体的合作和继续布局“一带一路”,为融入全球体系打造新的战略支点,从而优化“外循环”的国际分工路径。

 

4、消费将会成为经济增长主力

 

在双循环新格局下,我国将会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通过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为经济发展增添动力,进而带动世界经济复苏。与投资相比,消费属于最终需求,也是内循环能够形成闭环的关键所在。自2014年起,最终消费对于我国GDP的贡献率已经持续超过资本形成,成为当之无愧的第一动力。在内循环格局之下,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将会愈发凸显。

 

不过也要看到,我国市场潜力虽然巨大,但由于受到收入分配、城乡分割、社保体系不健全等因素,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并未充分激发。预计未来政策将会加大收入分配制度、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力度,并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以确保居民收入持续稳定提高,进一步激活居民消费活力。但同时需要指出的是,与投资相比,消费的波动相对平缓且不会改变经济增长潜能,因此,消费担纲主力之后,我国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波动特征将会趋缓,而经济增速也会相应下行。

 

5、财政政策将扮演更重要角色

 

我国自2001年加入WTO以来,经济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2001-2008年为出口驱动阶段(即外国居民加杠杆),2009-2014年为基建和房地产驱动阶段(即企业加杠杆),2015-2018年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的居民加杠杆阶段,2019年至今为中央政府加杠杆阶段。

 

按BIS统计,截至2020年一季度,中国居民部门杠杆率57.2%,已接近世界平均的60.5%,与日本泡沫经济破灭时的69%也相距不远;企业部门杠杆率接近160%,已远高于世界平均的不到100%;政府部门杠杆率为58.2%,低于全球平均的81.9%。目前来看,只有政府部门还有加杠杆空间,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继续加码的空间将会不断收窄,利率中枢将会保持在较低水平,而财政政策将会通过中央加杠杆的方式扮演更重要角色。

 

6、都市圈将成为新的增长极

 

在双循环新格局下,中国必须充分挖掘战略纵深,充分发挥国内市场优势,这意味着要素自由流动程度的上升和区域整合与发展速度的加快。由于基建投资效率不断下降,原有以基建带动的区域平均发展战略将会相应调整,总书记曾在《求是》撰文,要求“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预计都市圈与城市群将会成为新的增长极。

 

具体来看,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中部三角(郑州、武汉、长沙)和西部三角(成都、重庆、西安)等五个区域在资源禀赋、发展程度、外向型程度方面具有一定的差异性,有望形成中国内部版的“雁阵模式”。其中,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为第一梯队,中部三角、西部三角为第二梯队,其他区域为第三梯队。通过雁阵模式的逐级传递与扩散,实现区域优先发展之后的全国协同发展。

 

7、技术创新将得到前所未有重视

 

双循环新格局下,核心技术是关键。疫后科技领域的国际竞争将更加激烈,特别是在美国频频打压中兴、华为并实施“科技脱钩”的背景下,加快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增强科技竞争力将成为发展重心。总书记多次指出,“要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尽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这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也是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关键”。

 

目前中国研发经费投入规模在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研发经费投入强度2.19%,以超过欧盟国家平均水平。但与世界主要创新型国家相比,中国研发投入强度仍有明显差距。如过去十年中国企业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仅占企业研发投入的0.1%,占全国基础研究总投入的1.5%,而发达国家通常会达到20%。因此,预计国家将会持续加大对于技术创新、基础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支持力度。但在短期之内,预计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会出现下滑,从而拖累经济增速。

 

8、数字经济将获得更大动能

 

此次疫情使数字经济展现出了强大动能,也显示出对打通国内大循环、拉动内需、促进消费的重要前景。电商平台的强大供应链保障了疫情期间的日常生活,农村电商的迅速发展打通了农村城市的空间隔膜,直播带货的模式创新充分挖掘了市场潜在的消费需求。

 

总书记曾指出,要加快推进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新的增长点、增长极。在统筹兼顾疫情防控与经济发展的背景之下,利用数字经济促进消费、拉动投资,将成为促进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的共识。在数字经济时代和双循环新格局的交汇点上,新基建有助于在内循环中加快供需双升级的步伐,巩固和拓展内外循环的多元纽带,有望成为畅通中国双循环的关键。

 

9、“房住不炒”定位将长期坚持

 

双循环新格局下,房地产业将继续向民生产业回归。根据社科院数据,截至2020年上半年,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已经达到59.7%,继续快速攀升。央行在2019年的《区域金融运行报告》中已经做过测算,居民杠杆率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将会导致消费下滑0.3个百分点。根据社科院财贸所的研究,房价收入比等于9是两者的临界点,2018年之后,房价上涨对消费的挤出愈发明显,“房奴效应”对消费的拖累逐渐显著。

 

今年上半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中的居住部分占比已经达到26.5%的历史最高水平,相应的其他消费支出必然随之减少。中央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的存在,所以近些年来的房地产调控始终未放松,预计这一政策导向在未来若干年中将会得到延续,房地产业逐渐回归民生产业,以降低其对消费的挤出和对金融资源的挤占,促进国内大循环畅通。

 

10、监管将更加注重风险防范

 

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经济的容错率将会明显下降,保持经济平稳增长的同时必须要做好风险防范工作,预计决策层将会把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作为重要导向。除了房地产市场调控继续加码,加强对重点房企资金监测和融资管理约束之外,监管层还将继续保持政策的稳定适度,防止杠杆率的过快攀升和资金的脱实向虚;继续加强金融乱象治理,防止风险隐患向金融危机演变;督促金融机构完善公司治理模式,以促进其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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